英语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

    英语在中国的普及，开启了中国人的一扇窗口，外来文化冲击着中国人固有的观念，加速了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步伐。因为英语，有人获得了谋生的工具，有人得到了思想的自由，有人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。人们的命运因为英语而被改变，而与此同时，英语也成为中国人从小到大都绕不开的爱与恨。
　　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，或是英语教育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。此后一百年多年，“英语”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。民国时期盛产过英语精英，但只有到了最近的30多年，英语才被深深植入社会价值评估体系，国家层面上对英语教育的任何一点微调，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　　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，或是英语教育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。此后一百年多年，“英语”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。
　　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“钦定学堂章程”，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。
　　1922年，民国政府颁布了“壬戌学制”。新学制参考了美国的学制系统，曾规定改学年制为学分制，英语学分在初、高中均居首位，与国文并列或超过国文。
　　或因国家层面上的重视，这一时期大师级的人物批量产生，如许国璋、王佐良、周珏良和李赋宁，他们均生于20世纪初，是非常稀少的、真正能当得起“外国通”称号的英语学者。
　　1949这一年，不但是中国人，也是客居中国的“英语”命运发生巨变的开始。这个国家未来的掌舵人毛泽东在这年8月发表了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，这是一篇与美国政治上对抗、经济上脱钩、文化上疏离的檄文。
　　中苏迎来了蜜月期，俄语力压英语，后者逐渐从课堂上消失，至1954年，从中学到大学，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。1949年时，全国尚有50余所高校设立了英语系科，但经过1952年至1953年的两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，全国高校只剩下9个英语教学点。
　　中苏交恶后，奄奄一息的英语迎来了短暂的喘息，但随后的“文革”，它又似乎从这片大陆上彻底消失。
　　英语作为一个语言工具，或者一种文化载体，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时期，应该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的这30多年。
　　民国时期盛产过英语精英，但只有到了最近的30多年，英语才被深深植入社会价值评估体系，国家层面上对英语教育的任何一点微调，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　　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“英语2017年将退出统一高考(微博)”的传闻不断，引发举国热议。
　　(文洪炳)
　　Long Live Chairman Mao
　　今年70岁的文洪炳，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(现为西南大学)英语专业。他在“文革”时期的个人命运，与英语在这一时期的际遇是同构的。
　　当他在四川江津县(现为重庆市江津区)读中学时，中苏的关系正在恶化，俄语逐渐失去了主宰中国外语教学的地位，英语开始回归。
　　1960年，上海编写出版了一套全新的英语教材，设计了听、说领先法，中国开始学英语重词汇语法技巧之路。1961年，教育部(微博)颁发了《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方案》(草案)，方案主张课本应包含有关英语国家的风俗，包含更多的寓言、简短故事、神话及原版作品的选段。1962年，英语进入高考科目，《全日制中学英语》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。
　　老师不错，自己也有兴趣，在所有的科目中，文洪炳的英语成绩最好。当然，课本中也有时代的特殊印记。
　　“记得高中时的英文课有《半夜鸡叫》， 周扒皮的故事。”他回忆说。
　　1964年，教育部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，并要求增加英语学习人数。“文革”前夕的1966年3月，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回升到了74所。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。
　　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北碚，“英语”这个即将被驱逐的“异端”，在缙云山南麓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。
　　当时的课本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，另外还有英美文学赏析等。西南师院的英语老师基本都是“海归”。
　　1966年下半年，全国高校基本停课。
　　“学生们开始写大字报，武斗也开始了。英语专业课?拜拜。”文洪炳回忆说。
　　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，拉到台上接受批斗，教学出色的老师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“罪行累累”—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散布反动言论等。
　　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分为好几派，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，甚至用英语对骂。
　　昔日情同手足的同学操起了钢钎、棍棒。“战场就在学校办公楼和食堂之间，一会就头破血流了，不断有人被拖走。”
　　“再不走就会受伤甚至死掉!”十几分钟，文洪炳选择了放弃战斗，徒步回老家避祸。
　　1968年，他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，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。
　　“想到学校教书还不行呐。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，我们这些大学生，就是俗称的臭老九，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。”文洪炳告诉《南都周刊》。
　　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“再教育”后，他才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。他想教英语，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，“你去教政治吧。”
　　“我可以考虑一下”。
　　这把校长激怒了。“现在的大学生，臭老九，不像话，叫你教政治，还说可以考虑。什么态度!”
　　校长还把他这个“恶劣的态度”告发给了公社的武装部长。
　　英语自然是教不成了。后来他成了全能教师，教过“工基”(工业基础知识)和“农基”，甚至还有样板戏。“其实我是门外汉。”文洪炳老师苦笑。
　　调到平滩小学后，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。
　　没有课本教什么呢，只能教口号。
　　“Long live chairman Mao”，毛主席万岁，“Learns from Daqing, Learns from Dazhai”，“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”，向大庆学习，向大寨学习，向雷锋同志学习。
　　那是1971年。这所小学的孩子们，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。
　　1973年，文洪炳已经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，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中基本没有地位。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“政治化”了许多， 其中有一本第一课就是“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 ”，马克思怎么学外语，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。
　　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英语学界的事情。
　　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何必学外文，不会ABC，也当接班人，接好革命班，埋葬帝修反。”
　　班主任告诉了校长，校长批评了张玉勤，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。几天后，张玉勤跳进了水库，自杀身亡。
　　江青得知此事后责令调查。后来班主任和校长均被判刑，张玉勤被追认为“革命小将”、“优秀共青团员”。
　　英语的地位因此变得更加卑贱甚至罪恶。它不但是“美帝国主义的语言”，还逼死了“革命小将”。